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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中，悲剧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内心矛盾和情感纠葛常常令人动容。从《色，戒》中的王佳芝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中的白流苏，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深受众多读者喜爱的悲剧人物。这些角色或因爱情、或因社会环境、或因自身选择而陷入悲剧境地，他们的内心世界总是备受挣扎和折磨。通过对这些悲剧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张爱玲小说中的人性、情感和命运的多重维度，以及作者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深刻思考和描绘。
张爱玲成名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沦陷使她走上了作家之路。她的小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悲剧。她的作品描绘出一个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女性和男性在生活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具有苍凉的真实感。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等。这些小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主题——对人性生存问题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来源于张爱玲成熟的女性意识和忧患意识。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20世纪是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寻找生存位置的世纪。清末、五四两次启蒙思潮中，女性解放的根本在于男女平等，在于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财产权和婚姻自主权。文学的女性题材血泪控诉多，情感宣泄多，而女性自身的全面体认少、深层剖析少。即便如女性文学的先驱冰心，在女性体认方面，也只是重在讴歌母亲，赞美女性的宽厚、包容、慈祥、贤淑、贞静等性情之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女性的性感之美。再如反抗男权的骁将丁玲，大胆剖露女性的内部世界，并不掩饰女性的性欲追求，但其强烈的主观精神消除了静观所必需的空间距离，将全面体任化为多重苦闷的尽情宣泄，而后急于投身时代大潮的匆匆步履带起的热浪烟尘也妨爱了女性姿容的清晰展现。张爱玲则既无意于提炼理想主义的五彩石，也尽量避开时代大潮的激流，而是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也正因其冷静的心态与内在的视角，她才能在亢奋激进的时代中注意到消沉、滞后的女性一族，才能透过喧闹或平静的表层洞察女性的灵海潮汐，才能揭破种种矫饰，指出严重的精神痼疾。
一、女性在生存交易中人性的沦丧
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附属地位对女性的摧残是惨烈的，女性不独成为失去人格尊严的性的工具，甚至有时为了获得被剥夺的经济权竟连起码的性欲权利都要放弃。30年代，小说《春阳》就曾经触及这一问题，但其对金钱扭曲女性人格的表现还相当温和。清浅，与之相较，张爱玲的《金锁记》更显得犀利老练。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生于七月而得名七巧，乞巧本指女人于七月七日夜间向织女星乞巧求智，大概也不无祝贺织女牛郎相会并希冀自身姻缘圆满之意，七巧的生存智巧不可谓不高，命运却与圆满大相径庭。在人分三六九等，婚配讲门当户对的等级社会，以她麻油店的卑贱出身要进高门大院，只能嫁给残疾二爷。如果当初与肉铺伙计朝禄婚配，自会有贫寒但充实的人生，但她与兄长选择了金钱，就注定了她要陪伴缺乏生机的肉体直至无可陪伴的凄苦命运。“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七巧陪伴的就是这样一个行尸走肉”[1] 。健旺的生命力总要寻求自然的伸展和舒张，通常这种情况下的女性的反抗就是偷情，七巧何尝不想，她睁着眼直勾勾地盼望着小叔子季泽的爱抚。然而季泽怕惹麻烦不敢打拢，七巧为金钱计又何尝敢恣意纵情?婆婆与丈夫活着时，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也啃不到，只好任由炽热的欲火捉少，等她为丈夫和婆婆带过孝，金子到了口，怎肯为了季泽未必真情实意的主动上门而将金子吐出来，那是她卖掉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换来的呀!既然已经套上了黄金枷锁，她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苛酷的压抑导致严重的扭曲，轻则嘴巴没遮拦，重则心理变态到了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地折磨儿女的地步。她在潜意识里把儿子当半个情人对待，“七巧伸过脚去踢他一下道：‘白哥儿你来替我装两筒’” [2] 。给儿子娶了个媳妇芝寿，却让儿子整宿给她烧烟，套问儿媳房中的隐私，“七巧道：‘她不好?哪一点不好?说给娘听。’长白起初只是含糊对答，禁不起七巧再三盘问，只得吐露一二。旁边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过脸去笑得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就是这样套问着儿媳妇的隐私”[3]，然后广为传播，“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的打岔，然而说不出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的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胀，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七巧终于达到了目的” [4] 。直至把儿媳折磨成肺痨致死。扶了正的娟姑娘做了芝寿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等不及肺痨缠身便吞鸦毒自杀了结。儿子不敢再娶，女儿长安的婚事也被一拖再拖。“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扳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长安不过是中等姿色，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慧的名声，想必没有什么家教。因此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地搁了下去” [5] 。直至让女儿绝望。她被黄金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也用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个同性，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凄惨命运的文章比比皆是，但揭示出女性的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金锁记》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作冷眼旁观的叙述，极尽揶揄和讽嘲，描写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女性在生活中的挣扎，芸芸众生的生活悲剧或许更有震撼力。在张爱铃的悲剧女性中，大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有怨女弃妇。她们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自私、刻薄、恶毒、贪婪、无知、软弱的性格缺点，在与生活的碰撞中扭曲了甚至毁灭了人性。这一独特的视觉选择就显示出张爱玲小说别于他人的特点。作者笔下的小人物，或为情所困。或为物权所累，在家庭里、婚恋里演出了一幕幕的平实悲剧。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天动地，作品中充满的是平庸、琐碎、卑俗、重复甚至让人厌恶的现实生活的痛苦。
《金锁记》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6]，是公认的张爱玲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它的底本，也是有着其人物的原型的。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曹七巧的原型正是李经述的第三个媳妇，“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穿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倒像是和尚的法袍或是道士的道袍，从楼梯上款款下来，瘦削的脸，没有一丝血色，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7]。由这一段描写看来，我们活脱脱地就看到了曹七巧。由是观之，其实张爱玲的作品都是她童年、少年时期生活的提炼，“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生活世界——她的深恸透彻的悲凉是有来头的” [8]。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像小型慈禧太后一般的梁太太，也是一副虚伪的嘴脸。当年梁太太为了嫁给巨富梁季腾做小，不惜与自己的亲弟兄、自己的家庭决裂，以致于声名狼藉，为的不过是贪图梁季腾的万贯家产。只待他过世，然后她如愿以偿地做了富有的寡妇，只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爱情，却让她的心变得更加扭曲。亲生的侄女来投靠她，寻求经济的援助时，她首先考虑的也不过是她自己的利害得失，她犹豫的是，“不知薇龙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 [9] 。她最终收留了侄女，并以她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人性变得冰冷可怖一至如斯!且看她对乔琪乔的一番劝告，便明明白白地昭示了她的自私和虚伪：“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10] 。
张爱玲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小说中的人物也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情调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故事，营造了一个又一个阴森的世界。虽然张爱玲当时所处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香港和上海相继沦陷，但张爱玲的作品与这些并不沾边。她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大人物，都是现实世界中一个个的小人物，但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少有看到质朴、善良、憨厚的性格，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不由自主的一再堕落。于是人性变得恐怖不堪，让人不寒而栗。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诉说着无尽的苍凉，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家庭原因的。她象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尽管枝叶繁茂，但她的根却始终扎在她的土壤之中，那就是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体验。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祖父张佩伦是“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但到了张爱玲父亲的手里，家境便日益没落。父亲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永远都躲在二楼的烟室里抽烟，性格上也暴戾乖张，铺张奢靡。母亲也出身于名门望族，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而且个性独立孤傲的新派女子。父母之间的不合由来已久，在张爱玲年仅四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借陪小姑出洋读书而离开了深宅大院，后来更正式离婚。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就生活在父亲和继母吸鸦毒的阴影里，有一次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而张爱玲的防卫则有些歇斯底里，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更在继母的挑唆下被囚禁。最后，张爱玲逃开了这个从小生活着的深宅大院，投奔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可以说，张爱玲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遭遇赋予了她的悲剧意识，表现在作品里，就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带着悲剧的底色。
张爱玲成名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沦陷使她走上了作家之路。她的小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悲剧。她的作品描绘出一个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女性和男性在生活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具有苍凉的真实感。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等。这些小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主题——对人性生存问题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来源于张爱玲成熟的女性意识和忧患意识。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20世纪是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寻找生存位置的世纪。清末、五四两次启蒙思潮中，女性解放的根本在于男女平等，在于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财产权和婚姻自主权。文学的女性题材血泪控诉多，情感宣泄多，而女性自身的全面体认少、深层剖析少。即便如女性文学的先驱冰心，在女性体认方面，也只是重在讴歌母亲，赞美女性的宽厚、包容、慈祥、贤淑、贞静等性情之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女性的性感之美。再如反抗男权的骁将丁玲，大胆剖露女性的内部世界，并不掩饰女性的性欲追求，但其强烈的主观精神消除了静观所必需的空间距离，将全面体任化为多重苦闷的尽情宣泄，而后急于投身时代大潮的匆匆步履带起的热浪烟尘也妨爱了女性姿容的清晰展现。张爱玲则既无意于提炼理想主义的五彩石，也尽量避开时代大潮的激流，而是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也正因其冷静的心态与内在的视角，她才能在亢奋激进的时代中注意到消沉、滞后的女性一族，才能透过喧闹或平静的表层洞察女性的灵海潮汐，才能揭破种种矫饰，指出严重的精神痼疾。
一、女性在生存交易中人性的沦丧
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附属地位对女性的摧残是惨烈的，女性不独成为失去人格尊严的性的工具，甚至有时为了获得被剥夺的经济权竟连起码的性欲权利都要放弃。30年代，小说《春阳》就曾经触及这一问题，但其对金钱扭曲女性人格的表现还相当温和。清浅，与之相较，张爱玲的《金锁记》更显得犀利老练。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生于七月而得名七巧，乞巧本指女人于七月七日夜间向织女星乞巧求智，大概也不无祝贺织女牛郎相会并希冀自身姻缘圆满之意，七巧的生存智巧不可谓不高，命运却与圆满大相径庭。在人分三六九等，婚配讲门当户对的等级社会，以她麻油店的卑贱出身要进高门大院，只能嫁给残疾二爷。如果当初与肉铺伙计朝禄婚配，自会有贫寒但充实的人生，但她与兄长选择了金钱，就注定了她要陪伴缺乏生机的肉体直至无可陪伴的凄苦命运。“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七巧陪伴的就是这样一个行尸走肉”[1] 。健旺的生命力总要寻求自然的伸展和舒张，通常这种情况下的女性的反抗就是偷情，七巧何尝不想，她睁着眼直勾勾地盼望着小叔子季泽的爱抚。然而季泽怕惹麻烦不敢打拢，七巧为金钱计又何尝敢恣意纵情?婆婆与丈夫活着时，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也啃不到，只好任由炽热的欲火捉少，等她为丈夫和婆婆带过孝，金子到了口，怎肯为了季泽未必真情实意的主动上门而将金子吐出来，那是她卖掉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换来的呀!既然已经套上了黄金枷锁，她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苛酷的压抑导致严重的扭曲，轻则嘴巴没遮拦，重则心理变态到了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地折磨儿女的地步。她在潜意识里把儿子当半个情人对待，“七巧伸过脚去踢他一下道：‘白哥儿你来替我装两筒’” [2] 。给儿子娶了个媳妇芝寿，却让儿子整宿给她烧烟，套问儿媳房中的隐私，“七巧道：‘她不好?哪一点不好?说给娘听。’长白起初只是含糊对答，禁不起七巧再三盘问，只得吐露一二。旁边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过脸去笑得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就是这样套问着儿媳妇的隐私”[3]，然后广为传播，“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的打岔，然而说不出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的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胀，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七巧终于达到了目的” [4] 。直至把儿媳折磨成肺痨致死。扶了正的娟姑娘做了芝寿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等不及肺痨缠身便吞鸦毒自杀了结。儿子不敢再娶，女儿长安的婚事也被一拖再拖。“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扳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长安不过是中等姿色，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慧的名声，想必没有什么家教。因此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地搁了下去” [5] 。直至让女儿绝望。她被黄金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也用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个同性，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凄惨命运的文章比比皆是，但揭示出女性的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金锁记》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作冷眼旁观的叙述，极尽揶揄和讽嘲，描写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女性在生活中的挣扎，芸芸众生的生活悲剧或许更有震撼力。在张爱铃的悲剧女性中，大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有怨女弃妇。她们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自私、刻薄、恶毒、贪婪、无知、软弱的性格缺点，在与生活的碰撞中扭曲了甚至毁灭了人性。这一独特的视觉选择就显示出张爱玲小说别于他人的特点。作者笔下的小人物，或为情所困。或为物权所累，在家庭里、婚恋里演出了一幕幕的平实悲剧。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天动地，作品中充满的是平庸、琐碎、卑俗、重复甚至让人厌恶的现实生活的痛苦。
《金锁记》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6]，是公认的张爱玲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它的底本，也是有着其人物的原型的。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曹七巧的原型正是李经述的第三个媳妇，“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穿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倒像是和尚的法袍或是道士的道袍，从楼梯上款款下来，瘦削的脸，没有一丝血色，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7]。由这一段描写看来，我们活脱脱地就看到了曹七巧。由是观之，其实张爱玲的作品都是她童年、少年时期生活的提炼，“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生活世界——她的深恸透彻的悲凉是有来头的” [8]。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像小型慈禧太后一般的梁太太，也是一副虚伪的嘴脸。当年梁太太为了嫁给巨富梁季腾做小，不惜与自己的亲弟兄、自己的家庭决裂，以致于声名狼藉，为的不过是贪图梁季腾的万贯家产。只待他过世，然后她如愿以偿地做了富有的寡妇，只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爱情，却让她的心变得更加扭曲。亲生的侄女来投靠她，寻求经济的援助时，她首先考虑的也不过是她自己的利害得失，她犹豫的是，“不知薇龙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 [9] 。她最终收留了侄女，并以她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人性变得冰冷可怖一至如斯!且看她对乔琪乔的一番劝告，便明明白白地昭示了她的自私和虚伪：“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10] 。
张爱玲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小说中的人物也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情调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故事，营造了一个又一个阴森的世界。虽然张爱玲当时所处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香港和上海相继沦陷，但张爱玲的作品与这些并不沾边。她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大人物，都是现实世界中一个个的小人物，但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少有看到质朴、善良、憨厚的性格，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不由自主的一再堕落。于是人性变得恐怖不堪，让人不寒而栗。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诉说着无尽的苍凉，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家庭原因的。她象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尽管枝叶繁茂，但她的根却始终扎在她的土壤之中，那就是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体验。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祖父张佩伦是“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但到了张爱玲父亲的手里，家境便日益没落。父亲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永远都躲在二楼的烟室里抽烟，性格上也暴戾乖张，铺张奢靡。母亲也出身于名门望族，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而且个性独立孤傲的新派女子。父母之间的不合由来已久，在张爱玲年仅四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借陪小姑出洋读书而离开了深宅大院，后来更正式离婚。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就生活在父亲和继母吸鸦毒的阴影里，有一次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而张爱玲的防卫则有些歇斯底里，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更在继母的挑唆下被囚禁。最后，张爱玲逃开了这个从小生活着的深宅大院，投奔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可以说，张爱玲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遭遇赋予了她的悲剧意识，表现在作品里，就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带着悲剧的底色。
二、男性在生存竞争中人性被扭曲的过程
传统文学尽管刻画过残忍的暴君、险诈的奸臣、迂腐的文人、无行的阔少等否定性男性形象，但是就整体的两性观而言，天平显然向男性一侧倾斜。五四新文学反抗代表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礼教的父权，也就是说他所力图颠覆的是传统的男性社会形象，而对于男性本身，则仍然保持着素有的敬意。男性是太阳，太阳一般热情、多情、孔武有力，太阳一般高瞻远瞩、宏图大志，太阳一般刚毅无畏、敢于行动。张爱玲则厌倦、反感千年不变的男性神话，她把男性看作“学仙有过、谪令伐树”的吴刚，象责罚吴刚一样，毫不留情地向男性英雄神话挑战，一项一项地指出男性的弱点。在她看来，男性非但不是英雄，甚至连自立的凡人都够不上。
《茉莉香片》，男主人公聂传庆是个富家子弟，按理说他家境富裕，又是独子，生活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然而父亲把对妻子的憎恨迁怒于他，后母又鄙薄他，使他仇父恋母的情绪逐渐在心中滋长。他厌憎天真的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予他的温情，然而却无法摆脱言凡朱给他亲近的诱惑，精神陷入了恍惚的变态之中。一方面，他拒绝言丹朱热情友好的表示，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着言丹朱的爱，渴望着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夜对他的爱，希望自己的父亲就是言子夜。然而，由于他的无心上课，反倒当众被言子夜批评。在环境和精神的重压下，聂传庆变得越来越自卑自贱，人性扭曲，心理裂变，精神失衡，妒恨心理愈演愈烈，终于在一个圣诞之夜爆发了杀机，欲制言丹朱于死地。“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拚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蛮力，不过他的手脚还是不够利落。她没有叫出声来，可是挣扎着，两人一同骨碌碌顺着石阶滚下去。传庆爬起身来，抬腿就向地下的人一阵子踢。一面踢，一面嘴里流水似的咒骂着。话说得太快了，连他自己也听不清，”[11]而在小说结尾的四字“他跑不了”，就是他摆脱不了变态心理折磨的明证，他还要一天天地受着这种煎熬。
正是这种煎熬让聂传庆正当韶光年华却显出一幅老态，异常自卑，自卑的萎靡颓废，不思上进，学业荒废;自卑的心理变态，竟将对他颇有好感的同学言丹朱在月黑的山路上痛打一顿，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难怪言子夜教授要在课堂上被他的糊涂所激怒，厉声训他道:“你也不怕难为情!中国的青年都象了你，中国早该亡了”。言子夜当年敢作敢为，希望情人和他一道远有游求学，而今刚直冷峻，对年轻人恨铁不成钢，但这一人物在作品中只是一个影子般的理想，一个反衬现实的历史背景。现实生活舞台的男主角聂传庆则是富于空洞无益的玄想。自我折磨的感伤、多愁善感、动辄哭泣，唯一的行动还是梦魇中似的踢打言丹朱。他软弱而又自私，自虐而又虐人，无能而又偏想占有，一个精神上的“十不全”。与前辈相比，他了无男子汉的英气，与同时代的少女相比，他愈显得狭隘、卑怯。在他发疯般打人的那个夜晚，言丹朱的斗篷被风涨的圆鼓鼓的象一柄偌大的降落伞，伞底下漂漂荡荡坠着她莹白的身躯，象是月宫里派遣的伞兵，而聂传庆则像是徒劳无功地砍伐桂树的吴刚，而且是一个发了疯的吴刚。这也像是一个神话，不过不是男性英雄的神话，而是颠覆男性英雄模式的新编神话。
父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为鲜活，也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她笔下的父亲形象几乎全是委琐、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依靠祖上产业过日子的男子，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三爷四爷，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之父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危机: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的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
处在历史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家庭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父权的衰落，父权的不堪一击，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是旧文化的衰落。他们吸鸦毒，唱亡国诗句，讨姨太太，打麻将，维持旧日排场。如金琐记中的患软骨病的姜家二爷如阴影伴随着七巧的一生。这块丧失了行动机能，仅残留着繁殖能力的没有生命的肉体隐喻着政治上失去势力的清朝遗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权力。父辈们依靠所获得的遗产、金钱苟延残喘，如同一堆没有骨头正在腐烂的肉。
又如聂介臣——传庆之父，由于终生得不到传庆母亲的爱，把仇恨洒在儿子身上。这当然不是因为聂介臣还爱着自己的妻子，而是他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打击，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使夫妇君臣化的伦理道德有所动摇，冯碧落稍微的挣扎已经给死水一潭的封建大家族以巨大的震撼，“他母亲没有爱过他父亲──她爱过别人吗?……亲戚圈中恍惚有这么一个传说。他后母嫁到聂家来，是亲上加亲，因此他后母也有所风闻”[12] 。使为夫者的惶恐深入骨髓。传庆的一只耳朵被打聋，永远苍白抑郁的脸便是聂父直接报复的结果，“总有一天罢，钱是他的，他可以任意的在支票簿上签字。他从十二三岁起就那么盼望着，并且他曾经提早练习过了，将他的名字歪歪斜斜，急如风雨地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左一个，右一个，‘聂传庆，聂传庆，’英俊地，雄赳赳地，‘聂传庆，聂传庆。’可是他爸爸重重的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劈手将支票夺了过来搓成团，向他脸上抛去。为什么?因为那触动了他爸爸暗藏着的恐惧。钱到了他手里，他会发疯似的胡花么?这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 [13]。父亲对传庆在支票上练习签字的惶恐，实际上是对失去了金钱和权力的恐惧。这里的父子关系不再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而变成了专制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张爱玲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禁闭起来长达半年之久而父亲不管不问不闻时，张爱玲无疑成为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传统文化铸成了男性勇猛无畏、顽强坚韧的神话，张爱玲则刻画出男性的种种卑怯懦弱，结这一神话予以强烈的反讽。《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被叙事者称为“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14]。他留过洋，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职位。办公事，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对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忱……真可谓忠诚可嘉，孝悌超群，中西融会，理想人格。估而，在女性这面人生镜子面前，却照出了他的隐形姿态。初嫖巴黎下等妓的羞耻经验，姑且算作他不谙世事的荒唐，同玫瑰姑娘的初恋似可见出他坐怀不乱的君子之风。但其实他方寸已乱，他对自己在同红玫瑰作别那个晚上的操行一方面充满了惊奇赞叹，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懊悔。当他后来借居朋友家中，就不愿再懊悔下去了。这一次与其说是朋友之妻王娇蕊主动勾搭，毋宁说他的心理预期过于强烈。初次见面，王娇蕊溅了一点肥皂沫子到他手背上，他便“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门面它似的”[15]。浴室里强烈的灯光照亮了他的心底，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而又娶不得的女人，原来他不敢接受初恋对象的无私奉献，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什么道德高尚，而是不敢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身边的这一个已经做了太太，“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 [16]，于是，他的心理戒律放松了，胆子放大了，终于每天下班归来急切地走向王娇蕊的怀抱。然而当王娇蕊告诉佟振保她已写了航空信，把一切告诉了丈夫，要他给她自由，以便永远与佟振保携手同行时，他才感到责任的可怕，恐惧得神经兮兮，以道德的名义自谴并开导王娇蕊。先前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娇蕊，听了他的道貌岸然的开导，“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17]。这是女人对这种没有骨气的男人的极度蔑视。没有责任感的佟振保对他新婚的妻子也没有尽什么丈夫的责任，就外出找到了最不需要负责的宿娼一途。驯顺的妻子也终于以女性反抗男权的常规武器——私通——来报复名义上的丈夫。他发怒，他愈加放浪，他也能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然而这种好人终究靠不住，因为在他心中已毁弃了一切真实而美丽的感情与信念，他在践踏了“玫瑰”的同时，也作践了自己的人格。
三、悲剧人物带给读者的启示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和男性，全都是在社会和家庭中迷失自我的人。饮食男女，是张爱玲最喜欢也是最经常描写的，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她深谙人世的老辣洞察力。其实，食色性也，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其本身就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人生的真谛。“因着张爱玲的早慧，也因着她童年的生活经验，从父母那里她很早就领略了无爱婚姻的不幸，日常生活在她敏感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越普通的生活中越能体现生命自然形态的意义”[18] 。因此，张爱玲喜欢在男女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人生的回音。再者，张爱玲更多地接受现代西方作家的影响，一战后西方的精神危机同样影响着张爱玲的思想。透过饮食男女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生命的眷恋。生存意识的威胁她的作品浸透着苍凉。
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人性悲剧的把握是深刻的。她的悲剧群像的塑造，是由于她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她超然冷静，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们窥到了一颗用层层铠甲包裹着的历经沧桑的心灵。这是一个生活中缺少阳光，缺少爱的早熟女子对温情的本能的回避。张爱玲与她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是值得同情的。她作品的人性悲剧，在今天仍不乏其认识意义。
悲剧植根于人性,张爱玲对人性弱点的批判是独特而深刻的。求生欲是每个人的基本意识，生存的忧患迫使他们四处寻找机会。那些弱女子，婚姻没有保证，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张爱玲在她的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中对女性命运的悲剧给予深刻的揭示。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她们不能正视面临的困难，而是逆来顺受，总想弯弯曲曲地寻找某种缝隙逃避过去。女性自身受鄙视被忽略的原因不仅仅是来源于外界的封建意识和男权意识，而且还原自女性自身作为人的弱点和缺点。一切繁华褪尽，女性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形象给人们留下苍凉的启示。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9]。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20]。这些说法概括一句话就好，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认物形象。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不过这篇小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是另当别论了。
我们所见到的月亮中的男人，只有一个该受惩罚和无能又无功的吴刚。向来人们都把吴刚视为飘渺无迹的神仙，而张爱玲则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将其再现为令人难堪的现实。月色下的男人，失去了父权和夫权社会里的特权地位，只见其苍白、阴郁、难以捉摸。
张爱玲一方面执著于女性阴影的体任，另一方面又着力于消解传统的男性神话，这一独特的审美指向，乍看起来似嫌凄冷、阴郁、偏激，让人不悦，但细细品位，则可见其用心良苦，她是以否定的形式为理想人性的构建清理废墟，为人性的解放披荆斩棘。
[1]、[2]、[3] 张爱玲.金锁记[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0、35、60.
[4]、[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金锁记[M].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65.
[6] 夏志清. 中国现代生物学史[C].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37.
[7] 张爱玲.金锁记[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210.
[8] 余 彬.张爱玲传[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117.
[9]、[10] 张爱玲.沉香——第一炉屑[M].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21、30.
[11]、[12] 、[13]张爱玲.茉莉香片[M].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71、73、86.
[14]、[15]、[16]、[17] 张爱玲.红玫瑰白玫瑰[M].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85、113、121、127.
[18] 余 彬.张爱玲传[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65.
[19] 鲁 迅.朝花夕拾[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71.
[20] 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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