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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骈文和古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本文将探讨几个有关唐代骈文和古文的问题。首先，我们将对唐代骈文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其次，我们将讨论唐代古文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魅力。最后，我们将探究唐代骈文和古文之间的关系，探讨它们在文学传统中的相互影响和互补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唐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艺术特色，进一步探寻古代中国文学的精髓，为后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贡献一份力量。
魏晋南北朝是骈文昌盛的时期，当时绝大多数文章，崇尚对偶、辞藻、典故、声韵等语言之类，并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之后，骈文仍然流行。唐代中叶，一部分文人厌恶华靡的骈文，提倡朴实的散文，以先秦西汉的古代文章为宗法对象，故被称为古文。古文家先驱有萧颖士、李华、元结等。其后韩愈、柳宗元出来，成就特出，与骈文形成对峙局面。本文拟就唐代骈文、古文几个易致误解的问题，略申自己的看法。
一、唐代骈文仍占优势地位
《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序》纵论唐代文风变化大势时有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地。
《新唐书·文艺传》虽统述诗文，但这段文字以论文章为主（在封建社会中，散文内容更多地与政治、教化有关，不像诗歌以抒情为主，因此许多关心政教者把文章看得比诗歌还重要）。史臣认为：唐代文章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初唐王勃、杨炯为代表，仍沿袭六朝骈体绮丽之风；第二阶段以玄宗时张说（燕国公）、苏颋（许国公）为代表，文风趋向雅正雄浑；第三阶段以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为代表，提倡儒道，法度森严，唐文成就趋于顶峰。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创作，取得了卓越成就，名篇叠出。其后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出来，进一步发展了古文的成绩。于是唐宋古文、唐宋八大家等的名声、业绩，备受后人赞美。正是由于此种情况，人们往往认为唐文自中唐韩愈等出来后，古文在社会上已代替骈文占主导地位。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唐代骈文一直处于优势。初唐王勃、杨炯等的文章是华美的骈文，自不消说。张说、苏颋的文章，文风稍趋朴实，对偶也不似前时严整，但仍是骈文。韩愈大力提倡古文，附和者不少，一时颇有声势，但未能取得代替骈文的优势。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韩愈等多写句式长短错落的文章，破坏骈文句式整齐、多四六句的传统，当时即招致不满。裴度《寄李翱书》即批评他们的古文为“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即破坏骈文句式匀称、声韵和谐之美。韩愈的门徒皇甫湜、孙樵等作文崇尚奇险生僻，把古文创作引入邪途，附从者更少。晚唐五代，骈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当时士人重视学习韩、柳文章者也不多。直至北宋初期，经过柳开、穆修等搜求，刊刻韩、柳集子，韩、柳文才得到许多士人的重视。[1]清代古文家姜宸英《唐贤三昧集序》有曰：“古文自韩、柳始变而未尽，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宋初柳（开）、穆（修）阐明之于前，尹（洙）、欧（阳修）诸人继之于后，然后其学大行。”其言甚确。
编纂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对韩愈评价不高。《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在指出韩文“务反近体（指骈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的特点与成就后，接着就批评韩文“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并举《柳州罗池庙碑》、《讳辩》、《毛颖传》等为证，并指斥《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又批评韩愈所纂史书《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对韩文，总的情况是肯定语轻而简，批评语重而多。《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传序》纵论文学，大力赞美沈约提倡声律论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文学见解，认为“是古非今，未为通论”，表明编者崇尚骈偶、声律，肯定今体、反对复古的鲜明立场。《旧唐书》编者对韩愈评价不高，正是反映了后晋骈文盛行、古文不振的时代许多文人对古文与古文家的看法。后来《新唐书》给予韩愈以极高的评价，则是反映北宋中期古文运动取得胜利、古文代替骈文占主要地位时文人对古文与古文家的看法（《新唐书》编者欧阳修、宋祁均为古文名家）。
从实际情况看，唐代中后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长骈文的白居易、元稹而非韩愈。《旧唐书》于唐代文学家，最推重元稹、白居易两人。该书卷一六六元、白合传，传末论、赞规仿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纵论历代文学，对唐代文人评价最高者为元、白，认为两人是元和时代的文坛盟主，除盛赞其诗歌外，对其文章也大力称誉，有曰：“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堂奥，尽治乱之根荄。”这虽是从内容上加以肯定，实际《旧唐书》编者十分赞赏元、白的骈体诗文。元、白是擅长骈体诗文的大家，两人均擅长近体诗，当时风靡社会，号称“元和体”。其中有短篇（包括绝句）和十韵以上以至百韵的长律，它们内容长于抒情，形式上大抵对偶工致，格律精整和谐。《旧唐书》给予极高评价。元、白又擅长骈文。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载，白居易用骈体写作的一部分应试赋和百节判（即百道判）十分著名，被新进士竞相传写。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旧唐书》认为元、白的诗文标志着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可与建安时代的曹植和刘桢、永明时代的沈约和谢脁相比美，正是从崇尚骈体文学的立场发出的议论。《新唐书》以韩愈代表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旧唐书》则把这顶桂冠赠与元稹、白居易两人，这一分歧现象是值得唐代文学研究者深长思之的。[2]这里还要说明一下。白居易写作骈文，也重视儒雅，他的骈文比起靡丽的骈文显得较为古雅一些。白集中还有一部分碑、墓志铭、记、序等文章，奇句较多，那是因为以记叙为主的文章不便多用骈句，当时习惯如此，但这些篇章气格仍近骈文。白居易提倡讽谕诗，翰愈提倡古文，在企图通过文学创作对政治、教化产生积极作用这点上，两人有共通之处，但文风却不相同。总之，白居易是骈文的改良者，与韩愈反对骈文，走的是不同的路子。
唐代骈体诗文一直昌盛，并占据优势地位，除掉魏晋南北朝长期发达的骈文传统影响巨大外，还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唐代实行科举考试，考试科目中最热门的是进士科。考进士科的，规定要考讲究对偶、声律的律诗、律赋。登科后要做官，还得经吏部考试写作判文（政府机构的判决书）的能力，通过后才授官职（见《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判文也要求用骈体写作。这种考试选举制度促使广大士人努力学习并掌握骈体诗文的写作技能，以谋求政治出路。上面提到白居易文集中的百道判，即以工整明白的骈体写作的101道判文，当时风行遐迩，被许多士人奉为学习写作判文的范本，即因它们适应士人应试的需要。除考试外，唐代朝廷应用的公文，如皇帝发布的制诰、臣僚上奏的章奏等，也多用骈体。擅长制诰的张说、苏颋，擅长奏议的陆贽，都是骈文名家。上行下效，朝廷的公文文体，对社会影响也大。宋代中叶，进士科考试不再考律诗、律赋，改用散体的经义、策、论，这一政治措施对广大士人起了有力的导向作用。当时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彻底纠正了唐中叶以来部分古文家的艰涩文风，以明白流畅的语言写作了大量优美的古文。政治措施和古文创作业绩，终于使第二次古文运动取得空前胜利，从此改变了骈文长期占优势的局面。
二、唐代骈文的通俗化特征
一提到骈文，人们很容易想到萧统《文选》所选的许多篇章，辞藻富艳，多用典故，显得深奥难懂。可是唐代骈文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唐代骈文，除少数作家（如初唐四杰、李商隐）的较多篇章深奥外，大多数作品是平易的，有的还相当通俗。如白居易的骈文：
盖自谓理且安者，则自骄自满，虽安必危。自谓乱且危者，则自戒自强，虽乱必理。（《策林》第四道《美谦让》）立己徇名，则由进取；修自俟命，宁在躁求。智乎虽不失时，仁者岂宜弃本？（《百节判》第三道）下自人，上达君，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辩乎是非纠纷。（《省试性习相远近赋》）
上文提到，白居易应试时所写的《百节判》与若干律赋（包括《省试性习相远近赋》），当时被新进士竞相传抄，流行广泛，其行文明白晓畅，实是一重要原因。
德宗时的名相陆贽，长于制诰、奏议，其骈文语言也是十分平易畅达：
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奉天改元大赦制》）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廊之下，牓列二库之名，戄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据《旧唐书》陆贽本传载：“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贽所为也。”《资治通鉴》卷二二九也载：“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指《奉天改元大赦制》），士卒皆感泣。”可见陆贽所写书诏，连当时缺少文化的士卒也为之感泣，究其原因，除内容的诚挚外，语言的明白平易也是一重要因素。
当时又如大诗人李白，所作骈文亦明朗清逸，《春夜宴桃花园序》即是其例。他的《与韩荆州书》则是骈散相兼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代，实际已有一部分骈文写得较为明白清朗，《六朝文絜》中即选有不少此类篇章，唐代许多骈文承此传统，又进一步通俗化。这种文风到晚唐五代仍然如此。如五代徐寅、黄滔的律赋：
时时而翡翠随波，飞穿禁柳；往往而鸳鸯逐浪，衔出宫花。（徐寅《御沟水赋》）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雾泣，认朱脸之啼痕。（黄滔《明皇回驾经马嵬赋》）
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载：“（徐）寅赋脍炙人口。渤海高元固来言，本国得《斩蛇剑赋》、《御沟水赋》及《人生几何赋》，家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其珍重如此。”（《全唐文纪事》卷五九引）这使人想起白居易名篇《长恨歌》、《琵琶行》流传遐迩的情况。白氏两诗也写得明白流美，而且多通俗化的骈句。
对于唐代众多的这类通俗化的骈文，北宋文人与《新唐书》编者时有不满之辞。董路＠(13)（北宋末叶人）《广川书跋》卷八有曰：尝闻八代文敝，至唐极矣。以文皇之英睿，房杜之才贤，不能革此。岂习俗已久，非改心易虑，尽去旧染，不能扶而正也？其流于今者，碑刻书疏，读之令人羞汗，浮浅如俳优谇语，鄙俗如村野讼谍，无所校者也。（《跋樊绍述绛守居园池记别本》）董逌这里明确指出众多唐文浮浅鄙俗，下文又慨叹韩愈竭力提倡儒学古文，为许多人所非笑。董氏的言论，典型地代表了古文盛行时北宋文人对唐文明白通俗文风的批评。又《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吴兢韦述蒋ㄨ柳芳沈既济等史家合传《赞》有曰：“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批评唐诸家旧史之文浅俚、浅俗，这里一方面指诸史中所录之文章浅俗，同时亦指史家的行文浅俗。又当时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认为《旧唐书》编者是“衰世（指后晋）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案《旧唐书》史文大抵袭用唐史旧文，故这里对《旧唐书》文风的不满，实际也是对唐代史文的批评。指责它们“言浅”，与上述对刘子玄等史家的批评一致。《新唐书·白居易传赞》批评白居易写了大量律体诗，“及其多，更下偶俗好，当时士人争传”，说明当时大量文章与白居易浅切的律体诗一样，都具有俚俗的特征，这是为宋代崇尚古文的文人所鄙薄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旧唐书》与当时唐代旧史文章，论赞多用骈体，传记中叙述文字则多用散体（叙述性文字不便用骈文），但这种散体文字，句式一般整齐，多用四字句，气格实与骈体相似，故也为提倡古文者所鄙夷。由上可见，唐宋古文家抨击唐代骈文与气格接近骈文的散体文，除掉骈散之争，还包括着雅俗之争在内。在中国文学史上，提倡古雅古风的作者，总是把时俗、流俗文风作为抨击对象。
为了矫正当时的骈文浅俗化倾向，一些古文家刻意写古奥的散文。元结是一个特出的例子，杜甫的散文也偏于奥峭，樊宗师的散文更令人难以卒读。韩愈的散文，虽然大多数是流畅的（象艰涩的《曹成王碑》那样毕竟是个别的），但韩文承先秦《孟子》、《庄子》及《史记》等的余绪，句式参差错落，造语不凡，驰骋跳脱，实际并不易懂，如：
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原毁》）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张中丞传后叙》）
这类文句在韩文中是大量存在的，它们比起语句明白甚至通俗化、句式整齐的骈文，不是反而不好懂吗？上述两例不但句式参差错落，而且文意转折也多，几乎二、三句即一转（以/号标出），这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柳宗元也有一部分文章比较深奥。宋代朱弁《曲洧纪闻》卷四记载一则很有趣的故事：“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为大喜……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抗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者！’”（《全唐文纪事》卷七六引）这说明句式参差错落的古文，比起骈四俪六、句式整齐的骈文来，反而不容易断句。[3]北宋欧阳修大力批评唐代以至宋初刻意追求古奥的古文文风，并大力倡导写作平易流畅的文章。在他的倡导下，宋文趋向平易，这成为北宋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唐代小说文体与骈文古文的关系
唐代小说，绝大多数用散体文写作，用骈句颇多的《游仙窟》、《红线》等篇，只是很少数。有的篇章（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中有若干工整的骈句，但在全篇中只占很小比重。按照当时行文习惯，小说是记叙性文字，大抵运用散体，不须也不便用骈体写作。这种习惯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例如干宝的《晋纪总论》是议论文，按习惯用骈体；其《搜神记》是小说，则用散体。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抒情辞赋，用骈体；其《桃花源记》是记叙文，则用散体。自范晔《后汉书》以下，南朝、唐代史书以至《旧唐书》，其纪传多用散体，纪传后的论赞则多用骈体。骈体文除讲究对偶外，还重辞藻、声韵之美，故上举《晋纪总论》、《归去来辞》以及《后汉书》的若干序论，均被《文选》采录。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两书，全部运用骈体，因为二者是论说文。当时论文多用骈体，形成风气（当然也有不用骈体的）。《文选》收史论二卷，收论文四卷多，即是当时论文多用骈体之证。除论说体外，抒情、描述性文字（写景状物）亦多用骈体。如元稹《莺莺传》用散体，但中间莺莺数说张生的一段言语，属论说体，则多骈句；又莺莺致张生的一篇书札，属抒情体，亦多用骈句。然而唐小说的散体文字，正如上面提到的南朝唐五代史书一样，大抵句式也较整齐，多四字句，气格与骈文相近，它们实是骈文昌盛时期的散体文特点。
唐代小说，论其渊源，包括内容、体制、句式，大致出于魏晋南北朝的“杂传”体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志怪类传记，如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等；一部分是记人的传记，如《东方朔传》、《法显传》等。当时人视鬼神为实有，故不论志怪、记人，《隋书·经籍志》都把它们归入史部“杂传”类。唐小说的句式，虽大抵属散体，但句式比较整齐，多四字句，表现了骈文占主导地位时期散文骈化的倾向。[4]唐代小说体式虽基本承袭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传统，但描写往往更加细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称为：“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这在一部分篇幅较长的作品中表现尤为显著。另一特点则为文字更趋通俗，有的已接近口语。张文成的《游仙窟》，语言特别俚俗，自不消说，此外如：
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沈既济《任氏传》）
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来？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蒋防《霍小玉传》）
这种通俗化语句，当是受到当时通俗文学说话、转变等繁荣发展的影响。
现代有些文学史研究者看到唐代小说多用散体写作，唐中期趋于繁荣，唐代古文运动也在中期开展，认为二者间当有着紧密关系。这实是一种误会。因为唐代小说语言的华美与通俗化倾向，与崇尚古雅的古文文风是格格不入的。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传奇文的兴起》一章，声称唐传奇是“古文的一个别支”，“由附庸而蔚成大国”。并指出传奇在中唐大历、元和年间发达，是由于当时“古文运动开始打倒不便于叙事状物的骈俪文，同时更使朴质无华的古文增加了一种文学的姿态，俾得尽量的向美的标的走去”。实际如上所述，唐代小说的文体，基本上用散体，是在继承汉魏六朝的传记作品与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秦西汉的古文不能笼统说朴质无华，像《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均富有文采。唐代少数古文先驱者如元结等文章的确质朴无华，后来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改变了这种情况，使古文富有艺术性，但其文风仍与小说不同。韩愈的《毛颖传》一类作品，文辞仍较古雅简练，且内容以寓意寄托为主，与小说的着重讲故事也有区别。上面指出，韩、柳古文成就虽突出，但在当时并没有打倒骈文。郑氏并认为写传奇的一些作家沈既济、沈亚之、元稹、陈鸿、白行简、李公佐诸人，“皆是与古文运动有直接间接之关系”，但并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只有沈亚之一人“尝游韩愈门”（见《郡斋读书志》），但史籍并不认为他是古文家。沈亚之的《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三篇作品，文字比较简约而少铺叙，或许受到古文风格的影响，但它们在唐传奇中属别调，并不代表唐传奇文风的主流。郑振铎的看法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在其他作者所撰的中国文学史中也有类似言论。
陈寅恪氏也认为唐代古文与小说有重要关系。他认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笺证》）。并认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韩愈。韩愈作有小说《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并叙》。他认为韩愈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传之小说，欲借之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论韩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这种看法纯属推论，并没有确切的根据。姑不论古文并非自韩愈兴起，韩愈之前已有一部分先驱者提倡并写作古文，韩愈写作的许多思想、艺术俱佳的作品，成就远超过先驱者，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莫大的乃是《原道》、《谏迎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答李翊书》等一类议论文。故《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曰：“愈深探本原，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这类文章突出地表现了韩愈尊孔孟、排佛老的中心思想，文笔也好，使他成为提倡古道、古文的领袖。至于《毛颖传》乃是他一时游戏之作，不是韩集中的重要篇章。小说一类作品，在封建社会中长期被高等文人轻视，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想用小说来改造推动古文，以常理言也很难令人置信。从写作年代看，《石鼎联句诗序》作于元和七年，其时韩愈已有四十多岁，已是一位古文大师。《毛颖传》约作于元和元年至四年中[5]，时间也不早了。因此，说韩愈以试作小说而兴起古文也是不可靠的。陈氏还认为，当时与韩愈共同尝试以古文体作小说者，尚有元稹、自居易等：“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笺证》）实则《莺莺传》、《长恨传》运用骈文气格的文字写作，乃属当时流行的传奇格调，与以古文写作的《毛颖传》不能相提并论。辨别唐代小说、古文二者文体雅俗之歧异，乃是研讨二者关系的关键问题，陈氏于此亦未能深察。
郑振铎、陈寅恪两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名家，陈氏更是一位大师。他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元白诗笺证稿》等都是高水平的著作，长期沾溉学术界。但其个别论点有失误，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辨正。
【参考文献】
[1]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王运熙.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J].文学遗产，1993,(5).
[3]王运熙.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A].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王运熙.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A].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运熙.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A].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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