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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科学家‘不相信’科学”指的是有时候即使有大量科学证据支持某一理论或结论，但仍会有一些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或选择不相信。这种现象可能源自不同的原因，如个人偏见、宗教信仰、科学哲学观点等。科学家们可能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利益的影响，导致对科学结论产生怀疑或拒绝接受。此外，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不断演变和自我修正的系统，因此科学家们对于既有的科学结论可能持有批判性的态度，以推动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因此，尽管科学家们通常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推崇科学精神，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表现出对科学的不信任。
相信科学在今天已经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工作学习都离不开科学。甚至每个人一日三餐的食物种类、数量、搭配都要以科学指南为准，如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少吃红肉（牛羊猪），多吃白肉（鸡鸭鱼）。
但是，现在偏偏有一些人并不相信科学，而且这些人很多是科研人员。是不是有些令人费解？
一项关于科研信任度的调查显示，平均有86%的科研人员会对他们看到的科研产出（结果、结论）持怀疑态度，37%的受访者认为可信的科研产出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这项调查来自世界著名科学文献出版社爱思唯尔。该出版社发行2500余种期刊（包括《柳叶刀》和《细胞》），出版35000余种图书。，就科研信任度问题，爱思唯尔随机挑选了全球98000多名研究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3133名研究人员给出了回应。）
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来自化学、计算机、环境科学、工程、生命科学等领域。在回答“在您上周遇到或者阅读的各种科研产出（包括数据、代码、图形、视频、论文、预印本、其他文章）中，您认为有多大比例是可信的”这个问题时，其中14%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在接受调查前一周读到的科研产出是全部可信的，48%的人认为大部分可信，15%的人认为只有一半是可信的，21%的人认为有一些是可信的。
虽然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对科学研究结果的态度和信任度有一些差异，但总体而言，趋向于“不相信科学”。美国人是天生的怀疑派，质疑科研产出的科研人员达到93%；俄罗斯为90%，韩国为88%，德国和日本为86%，中国为75%。这样的调查结果不禁让公众怀疑：我们是不是遇到了“假”科学家？
但是，如果我们一起深入分析解读，也许就会释然：怀疑才是科学精神的内核，心中存有“不相信”才是对科学的尊重。
从第一个层次看，科学不端行为与其他行业的不良行为一样，占有一定比例。正如一块土地，既会长庄稼，又会长杂草。科研中存在有意无意的造假，甚至低质量的科研活动，主要包括：低质量的同行评议；不确定内容未经过同行评议；误读和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一些研究的经费来源违背了伦理规范，而且这些信息没有披露；一些科研产出在不成熟的时候就被发表出来。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科学家对科研产出普遍持有质疑态度。
从第二个层次看，不轻易相信科研产出意味着一种科学精神。科学的可信是建立在可重复的基础之上，如果检验信息来源，至少要经过两个信息源的对比；如果检验科学结论，至少要经过两次以上的重复验证，而且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多次验证。
如果重复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是否就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结论而值得百分之百信任呢？也未必，这就是第三个层级，每一种、一类科学研究得出的结果只不过是揭示事物规律的一个局部结果，构成的是从相对真理无限接近绝对真理的长长的阶梯，但并不能完全还原绝对真理。这样的认知是更高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科学家研究得出的种种结论只是无限接近自然和社会规律，因为每一项研究都是零碎和局部的，需要把它们集合起来完成拼图。其次，在某一拼图完成后，也未必能全部还原自然和社会的真相。例如，人类基因组，即便把一种蛋白的碱基序列都测出来了，但那只是在静止和死亡状态下的真相，在生物活体中，这种蛋白是如何呈现生命活力和功能的，还是难以完全复盘。
英国《自然》杂志资深编辑亨利·吉称：“我们在《自然》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这位资深编辑言之凿凿，会不会太过绝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DNA双螺旋结构难道是错的？如果是错的，为何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会颁发给这一发现？诺贝尔奖所奖励的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是经过可重复验证和时间检验的。
不用脑洞大开，只要大脑打开一个缝隙，也可以稍稍理解：万事万物，如同河流奔腾，总是在变化。经过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研究，DNA双螺旋结构的结论就会改变，甚至颠覆。现在，已经有研究证明，DNA还有多种结构，如环状。就连“饮食指南”推荐的红肉与白肉的比例，如今也出现了相反的研究结论，一些实验研究证明：红肉同样有益健康，不能对白肉和红肉厚此薄彼。
从上述三个层级看，如果人们轻信未被重复检验过的科学结论，将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不良后果，甚至是灾难。因为科研结果是社会和政府决策的依据，很多国家的医疗保健政策都建立在科研结果之上，但是未经验证的科研结果会导致错误的决策，从而造成国民健康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发表的一项在肯尼亚进行的研究称，对幼儿进行除虫能改善他们入学后的整体健康状况。根据这一研究，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了大规模的对儿童的除虫计划。但是后，英国流行病学家重新检验了这项研究，结果却发现对儿童除虫并不能让他们更健康。这也意味着在不少非洲国家推行的这个卫生政策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浪费了大量钱财和人力。
正因为如此，在爱思唯尔的问卷调查中，受访的科研人员中有57%的人会仔细检查附录材料或数据，52%的人只阅读同行评议期刊，52%的人会寻求其他可靠来源的佐证（如查看是否有已知期刊引用过该研究），37%的人会通过认识的研究人员获取或阅读科研产出，29%的人会从特定机构阅读或获取科研产出。显然，这样的行为就是在对比多个信息源，这样才能获得较为可靠的结果。
不过，第三个层级的对科学的怀疑，看起来比较极端。如果不相信科学，还有什么事物是可以相信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相信科学”理解为在某一阶段相信经过检验的科学结论，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需要树立的是，怀疑成分大于确定性成分，或者说科学就是关于怀疑的，而不是关于（绝对）真理的。
只有在不断怀疑之下，人的认知才能一步步走向绝对真理。科学家的使命是不断研究以得出新结论，从而重复、改变、改善或推翻以前的科学结论，由此获得更接近物质、生物行为本质的结果，或最大程度地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意义上，科研人员有一点像西西弗斯。西西弗斯受到的是宙斯的惩罚，石头滚下山，但西西弗斯又要费尽全身之力把它再推上山。反反复复，无穷无尽。尽管做的是无用功，但至少锻炼了西西弗斯的身体，并塑造了其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科研人员的反复研究则背负着揭示真相的使命，同时也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并非在做无用功。每一次得到新的研究结果，都是在向绝对真理迈进。哪怕是微小的一步，哪怕是否定之后的否定，都是在对自然进行严丝合缝的拼图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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