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已成年的福利院留守小天地——大龄孤儿为何难以走出？

这是一个被称作“大龄孤儿”的群体。

他们有着几乎一致的成长轨迹：因为残疾，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杭州儿福院里成长到16岁，又转户籍至杭州第一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院）生活。他们终日与一群安度晚年的老年人共同生活，由福利院负担生活、教育、医疗等全部费用。

年满16周岁后，大部分成员都尝试着以进入社会工作或结婚等方式离开这里，但也有一些人每每将要跨出那一步，却因种种原因，又退缩不前，难以真正“断奶”。

渴望独立的生活

但又不敢轻易离开福利院

如今，一福院里还长住着近20个具有正常生活能力的“大龄孤儿”。

面对院外的世界和未来，这些“大龄孤儿”们有着无限的憧憬和说不清的迷茫。

上午10点，杭州余杭瓶窑镇一福院的宿舍里，晓桦和3个室友一边扒拉几口从食堂打回来的菜，一边玩着电脑。没有工作、没有课业，玩电脑和闲聊，成了她们打发时间的方式。

住楼上的林欣怡也下来蹭电脑玩。21岁的她，在5人中年纪最小，工作时间却最长。她曾在下沙的一家公司厨房做帮厨，每天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4点多，每月能到手1200多元。

3月的一个早上，欣怡突然决定辞职。“我才19岁，我不想一辈子都呆在厨房里帮厨，没有前途。”

但仅在福利院里上过学，文化水平相当于小学的欣怡，对理想工作的界定很模糊。“不是服务业，每个月能挣两三千。”

然而，辞职2年多，欣怡并没有找到理想中的工作，相反，时间都在福利院里消磨掉了。福利院里拨发的每月30元零花钱，根本不够她花的，“钱荒时，我就去镇上打几个月零工，攒下钱了就继续回福利院宅着。”

就这样，欣怡每天都盼着能独立生活，但又不敢随便找份工作就离开福利院。“毕竟在这里吃住穿医疗都是免费的，而我现在能找到的工作，维持自己生活都不够。怎么敢离开福利院？”

今年24岁的陈江是欣怡的好朋友，高职毕业后，她曾在一家眼镜厂工作过10个月。“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孤儿身份，否则他们就会嫌弃我。”陈江说，车间组长曾经特别爱找她的茬，工友也有点孤立她。

后来，陈江换工作去了四季青的淘宝实体店上班。“客服理货发货都要做，工资才一千元左右。我带出一个徒弟后就辞职了。”让陈江无法接受的是，同是残疾人但来自正常家庭的徒弟，头一个月工资就有两千多元。她悻悻地说，“不就因为我们没有父母可以依靠，更好欺负嘛。”

“我不敢出去，很多社会上的事我都不懂。”陈江说，她已经待业了大半年，准备自考专升本。“读书时，福利院会给我们发每月950元的生活费，文凭高一点或许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大一点。”

而纵然是近年来孤儿中唯一考上本科，被大家称为“高材生”的大三学生晓桦，也对工作问题“没做好准备”。“寝室里的同学都在父母帮助下找好工作了。我准备再过一个暑假，等招聘季到了碰碰运气吧。”

“平平被残疾人射箭国家队录取了！”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一个好消息飞快地从平平所在的102室传遍了女生区和男生区。

当101室的5个女生在宿舍门口遇到坐在轮椅上，正准备出去玩的平平时，立刻摆出大姐姐的样子，对这个才十六七岁的姑娘叮嘱起来。“可别像以前那么贪玩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要是能在大比赛里拿奖，你就找到出路了。”

在一福院的这片小天地里，“能找到出路的人”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拿到第八届全国残运会射箭首金，紧接着又在当年年底找到亲生父母，终于回到温州家中生活的江健，已经被当成了大家心里的“完美范本”。

“听说他家里的房子特别大，父母对他又特别好，还拿奖成名，这辈子就值了！”陈江的话得到了101室里其他四个女生头如捣蒜般的集体附和。

而22岁的男生严诤，是另一个被大家视为“找到出路，一辈子生活无虞”的新羡慕对象。

严诤去年从杭州一高职的园艺专业毕业，在学校的安排下前往杭州市园文局下属某事业单位实习了一年，因为嘴甜勤快，颇得领导同事好感。

毕业后，他顺利地从七八十个人报名却只招考3人的激烈考试中脱颖而出，考上了该单位事业编制。顶着“公家人”身份的严诤，在一福院一众同龄人看来，就像顶了一个光环。

”找到出路”有两个理解，一个就是找到一份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的体面工作。

大部分情况下，因为“大龄孤儿”的学历不高，且身体还有轻微缺陷，他们投出的简历总是石沉大海。为了增加求职筹码，有人考了美甲师，也有人学日语韩语、参加计算机培训……

从他们的话语里不难发现，对于大部分具备正常生活能力“大龄孤儿”来说，“尽一切可能找到出路”是从未变过的唯一奋斗目标。

对现状的纠结：变成那个“找到出路的人”

有一份足以养活自己又体面的工作

结婚，也是大龄孤儿走出一福院独立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

拒绝相亲

认为彼此合适算不上幸福

她们更想为爱宁缺毋滥

姑娘们有些会嫁至瓶窑附近的农家，小伙们大多是入赘。但面对这些80末90初的“大龄孤儿”，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发现，再沿用旧方式为他们安排相亲已经行不通了。

“前不久有个当地居民托我给他儿子介绍对象。”该工作人员说，这个男孩有点自闭症，但不影响日常沟通，家里有好几间楼房。他信心满满，因为“这样的伢儿以前蛮受院里姑娘欢迎的”。

但这一次，“我刚进宿舍跟她们说明对方条件，就被轰出来了。”

“没有爱情的婚姻难以幸福，我们也不喜欢。”姑娘们再三表明观点，“就算身体略有残疾，也不能妨碍我们对爱情的追求啊。”

去年，一福院曾有过一段“佳话”：从小一起在杭州儿童福利院长大的成军和汪琳结成夫妻，如今又有了一个半岁大的可爱女儿，还买下一套经适房。“我双腿残疾，但外向能说，她是聋哑人，可勤劳善良。不能说我们有多喜欢彼此，但至少很合适。”成军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

但他的观点却再次遭到90后们的集体“炮轰”，“有房子不代表过得好。”

在101室，感情问题已经在每晚熄灯后的寝室夜话中，被姑娘们讨论了无数次。“脾气温和，善良，有共同语言，钱不是最重要，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但最好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能够接纳我。”晓桦说。

而性格直爽的欣怡则被好友们“出卖”，讲出了想嫁个外国人的愿望。“也不一定是外国人，我就特别希望和相爱的人去看看世界不同的精彩。”

严诤则在大学里暗恋过一个高瘦爱笑的长发姑娘。“可惜人家有男朋友了。”严诤说，他还是期盼着能以自由恋爱的方式认识彼此喜欢的姑娘，组建家庭。“我可以慢慢等。”

他们说，自己的感情观常常被认为“有些不切实际”，但这一点不妨碍谈起爱情时，这些年轻人的眼里亮晶晶的神采。

如何让大龄孤儿

走出“断奶期”？

理想和现实有落差，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

他们盼望社会提供更多支持

“其实在我们院里，具有正常生活能力，又想长期呆在福利院里吃闲饭的孩子几乎没有。”

一福院院长王荣富说，他一直关注着孩子们的动向，他们一方面因为学历不高社会经验不足，只能找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从事服务业，认为待遇差没前途。

“当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落差后，就导致部分大龄孤儿找不到工作，难以走出福利院。”他告诉记者，目前福利院有35人在外工作，但这个数字每天都在波动。“因为有部分人常在社会和福利院间荡秋千，难以断奶。”

而一福院的不少大龄孤儿们想要找到工作或掌握一技之长，远比常人要难。

以欣怡为例，辞职时，欣怡给自己设立了学日语的目标。但2年多过去了，欣怡的日语书学习进度还在前几章。

“我只在儿童福利院里上过几年学，买了书才发现，自学太难了，我根本就看不懂。”欣怡说，她想过报一个日语培训班，但学费把她难住了。

“我心仪的工作看不上我，要我的工作，开的条件太差，我又不想去，不如在院里呆着。”陈江多次参加各种招聘会，几乎每每失败而归。

“我们特别希望，能有爱心企业给我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并给我们指派一位师傅，在工作生活上给我们一些指导。”陈江说。

而不少找到工作的大龄孤儿，也难过“断奶”之痛。

今年3月，身为杭州市政协委员的王荣富提出了让大龄孤儿优先租到公租房的提案。

这个提案也得到了杭州相关部门的重视。“今年四五月时，我接通知，只要我们一福院的孩子提出申请，就肯定能租到公租房，而且房租会更加优惠。”

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龄孤儿们时，却没有得到热切回应。“他们不愿意去租公租房，情愿几个人一起挤在一福院的宿舍里。”

陈江道出了大家心中的顾虑：我们人生经验比较少。一福院是我们唯一的庇护，离开后就得一个人独自闯荡，万一遇到问题再也无处可以依靠，特别无助。

在这个问题上，纵然是“很成功”的严诤，也不例外。

从一福院坐公交到严诤的单位，每日往返需要3小时。但工作已经整整一年，月薪近4000元的严诤，情愿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也不愿意自己租房。

“20多年来，我过的都是集体生活，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要一个人住。”严诤说，他还感觉到“和外面的人很难深交，深聊时难免会聊到父母家庭，这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可回到一福院，就觉得特别舒服自在。”

严诤又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明年8月无论如何要搬出去住了。”但这一次能否按期“断奶”，严诤自己也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实习生 田玲 本报记者 纪驭亚/文 黄昕/漫画）

(今日早报)

欢迎收听“腾讯公益”官方微信：

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或在微信上搜索“腾讯公益”（英文ID：txgongyi）。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