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阿尔宾·汉森解释了他在原则上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理由，在同一演讲中，他还借此机会提醒他的政党基层注意遵循人民阵线政策的危险:“在我们的中间，那些主张人民阵线的人要注意危险。”

阿尔宾·汉森的讲话包括批评拉戈·卡瓦列罗“仅将人民阵线政府视为过渡时期”的言论，还指出西班牙当时所处的局势不仅是西班牙民主政府的错，而且也是敌人的错。

查理曼大帝正确地指出，这篇演讲很好地总结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必须面对的困境，即需要在西班牙支持他们在瑞典所面对的同样力量：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革命团体。

瑞典对待西班牙的态度

1936年7月21日，瑞典的主要报纸“今日新闻、自由独立”，它们对西班牙事件作出了明确的反应，并坚持中立性:“现在只有暴力的余地，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这种观点并不被瑞典左翼媒体所认同，除了一个著名的例外:《自由日报》 (Frihet)，社会民主青年组织怀疑人民阵线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民主的胜利，因为“过度的复仇欲望可能会摧毁西班牙民主的可能性”，他们说，战争是个“民族反对反动的斗争”。

奇怪的是，《每日新闻报》和《自由报》的作者，与瑞典公众舆论中的大多数人相反，战争结束后，列纳特·佩特里将担任瑞典驻马德里使团第一书记，以及佛朗哥政权垮台后未来的瑞典大使。

这位瑞典外交官将西班牙战争视为西班牙内部冲突，而不是纳粹法西斯或其他主义阴谋的结果。事实上，这是关于神职主义和反神职性之间的战争，就像是君主制和共和制，民主和极权主义，富人和穷人之间。

对法律和正义的野蛮，以及不人道的蔑视，这在双方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佛朗哥主义者没有隐藏他们的目的，而政府帮派却想把自己当成合法的民主派。

即使在政府帮派抛弃了所有的民主负担政权，落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之后，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就像是瘟疫和霍乱之间的斗争。

那么在西班牙内战持续了三年后，瑞典外交官们如何看待内战?

尽管内战带来了不稳定性，但西班牙内战和西班牙政治现状被瑞典外交官们密切关注，特别是关于西班牙共和问题。在佛朗哥地区，直到1938年底的“代理人”交换，瑞典只能通过领事去了解西班牙的情况。

在1936年7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该团先后在圣塞巴斯蒂安开展活动，圣胡安德鲁斯和里斯本部长，即将返回斯德哥尔摩，并结束在西班牙的旅程。

7月20日，维森报告了情况，如果没有与马德里沟通，那么瑞典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的消息也会传到那里。巴塞罗纳领事馆写道，这座城市已被民兵占领，加的斯抱怨说，他失去了与其管辖区名誉领事以及维戈和拉斯帕尔马斯的联系。

他们都是英国公民，而英国的领事也站在了军事政变的一边，他们要求向加那利群岛派遣一艘瑞典军舰，以保护瑞典人的利益。

丹尼尔松从里斯本寄了一封手写信给贝克-弗里斯男爵，他担心“极端分子”的骚乱和过度行为，如果阿萨尼亚爆发战争，那么之后丹尼尔森会停止在西班牙的使命。从那时起，谁作为业务负责人已经不重要，因为他会在西班牙担任瑞典军团的首领。

自1936年7月18日开始的第一个月，斯德哥尔摩通过外交渠道收到的消息是零碎的，有些混乱，但所有这些信息都突出了不寻常的残酷：早期时刻的共和政权缺乏控制。

8月7日，北欧国家之间正在进行谈判，以确定对丹麦驻马德里外交官所收到的信息，他们指出，合法政府已被“苏维埃政权”所取代，马德里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瑞典驻马德里领事馆也公开表态，由阿克寒尔·奥尔森在8月10日的电话里表示，政府正在失去政治地位，正在形成一个“有各种委员会的主义政权”。

瑞典军团的首领从扎拉乌兹报告说，西班牙北部的局势也是混乱的。瑞典驻毕尔巴鄂领事馆说，人们对热那亚没有丝毫的热情，外交官们纷纷逃往圣胡安德卢兹，他提到纳瓦拉是“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堡垒”，叛乱军队的士兵被“法西斯军官”强行招募。

一个令人喜悦的例外是，从一方和另一方的误导性声明和通讯中发现，他们自战争开始以来，每天都宣布夸张的胜利，民兵的过度行为在整个西班牙都很可怕，但政府和地方当局似乎正在努力避免滥用权力，并使民兵受到军事纪律的约束。

但是在几天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已经失去了对民兵的控制，民兵甚至试图进入外交大楼，并犯下许多不法行为。

不难看出，像威森这样的外交官，他为西班牙共和国做了这么多人道主义工作，但在解释西班牙对抗及其内部原因时，他特别强调1931年至1936年期间的政治演变，他对西班牙缺乏民主感到遗憾，甚至说“左派的胜利将意味着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西班牙”。

然而，根据这些对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化”的恐惧，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可能受到瑞典驻苏联首都公使馆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由西班牙局势的一位伟大鉴赏家埃纳尔·伊特伯格签署，后来他从马德里公使馆转到莫斯科公使馆。

伊特伯格报告了在工作场所和苏联官方实体中，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组织的强制性收款，并写道:

西班牙的事件在莫斯科受到高度关注，尽管西班牙离得很远，但它在主义思想视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班牙革命中，人们对西班牙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列宁曾说，西班牙将是继俄国之后第一个共产主义胜利的国家。

该报告是在9月4日政府更迭之际撰写的，拉戈卡瓦莱罗评论说，即将到来的政府是极左派，并讽刺地评论了共和党政府的声明。

政府拒绝了外交使团几天前提出的调解提议，政府声明，根据埃里克·维森的说法，表示：“特别是在伊伦的战斗中，我们看到撤退的民兵焚烧了城市大部分地区，并射杀了相当多的平民人质，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鉴于马德里政府的主义激进性质，以及战争的命运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叛军一方，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在此时是不明智的。

在其季度报告中，维森解释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军事政变是预期的，但是它转变为内战并不是因为如此，他们没有预料到民兵的抵抗力，而战争的时间预计会很长。

这是第一部用“民族主义者”一词来指称叛乱分子的论文，他们拒绝了“叛军”的称呼。

政治家之间的交锋

根据维森的资料，弗朗西斯科·拉戈·卡瓦列罗的政府-瑞典外交官称他为“极端主义政治家”。而且几乎没有实际权力，因为权力掌握在无政府主义和主义民兵手中，或者说，是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当局那里。

在提到驻马德里外交使团的消息后，乌拉圭与西班牙共和国断绝关系，而苏联大使的到来解释了官员的嫌疑，他们随后建立起人民法院，瑞士也就战争做出努力，单方面建立与西班牙贸易结算所采取的措施。

它还详细介绍了佛朗哥国家的组织，弗朗哥被任命为总统主义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是一种政治商至高无上的力量。

维森在后来的通讯中，报道了佛朗哥主义者及其在后来的通讯中的野蛮行，1936年10月中旬，瑞典驻莫斯科公使馆改变了其关于苏联意图的最初信息，呼应了驻俄罗斯首都的外交使团关于苏联当局对全面参与西班牙战争缺乏兴趣的意见。

尽管他们决心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但他们似乎没有明确的计划，斯大林在10月15日给西班牙的电报，这让苏联外交部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公使馆知道这是“机密和安全的来源”，但它却这样轻易地显露出来。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在作出决定时，甚至没有通知那些将要执行这些决定的人，在给何塞·迪亚斯的电报中，他冲动地表示，这是一场没有预谋的计划。

瑞典驻莫斯科公使埃里克·吉伦斯蒂尔纳(ErikGyllenstierna)认为，苏联当局的“媒体大肆咆哮”，但不准备彻底打破不干涉委员会的权力或正面对抗德国。

关于苏联以战争物资形式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的援助，部长特别谨慎，提到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此事的数据，但因为这些数据来自德国，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客观的。

相当多数量的俄罗斯飞行员，因对祖国的贡献而被授予勋章的事实表明，他们已经提供援助。根据苏联的商业统计，由此可见，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是多么的巨大。

瑞典驻柏林和巴黎大使馆，也向苏维埃共和国和德国提供援助的情报，瑞典驻巴黎使团于12月2日写道：“根据一个大国大使的行为，这很明显，共和国已经从苏联获得了很多帮助，促使法国要求这个国家更加谨慎，而意大利和德国将增加他们对佛朗哥的援助。”

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1月，瑞典驻柏林使团详细报道了希特勒和佛朗哥之间的关系，在宣布向西班牙派遣“一艘德国潜艇和一支航空部队”后，消息人士称，根据“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考虑派出两个师来帮助佛朗哥，但由于怀疑佛朗哥组建政府的能力而犹豫不决。

关于这个敏感的话题，它还收集了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对佛朗哥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的声明，据瑞典驻柏林代表说，有传言说冯·弗里奇将军反对德国对西班牙侵略的更大干预，这是“纳粹”取代他作为秃鹰军团首领的原因。

1937年2月18日，维森从这个城市向斯德哥尔摩报告了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的轰炸以及西班牙共和制的军事政治局势，遗憾的是，政府对“革命组织”的影响力仍然很小，“人民阵线的核心”即使在军事高层也存在分歧，关于马拉加陷落的责任的讨论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拉巴斯克政府对格尔尼卡轰炸事件向“文明世界”发出的呼吁、巴塞罗那的严重事件、政府危机的传言、因达莱西奥·普里托可能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国家干预私营工业的规定。1937年5月，瑞典联邦情报局掌握了这些消息。

然而，使团提供的关于格尔尼卡和巴塞罗那冲突的信息稀少，而且缺乏细节，实际上，后者是政府有计划地企图控制整个形势的产物，特别是控制革命组织的又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