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突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参加了这次会议，二人在会上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块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过后，邓小平找到习仲勋和杨尚昆谈话，话题是从延安时期开始聊起的，谈到当年只有那么一小块的边区，后来解放了全中国，但老边区人民依旧过得不富裕，邓小平对此感慨万分。
邓小平陷入沉思，然后说出了一句改变整个中国的话：“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很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个特区，怎么样？”
邓小平接着说：“办一个特区，就是和过去陕甘宁特区一样嘛。现在中央没钱，你们放开手脚自己去搞，杀一条血路出来！”
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广东、福建省委分别于6月6日和6月9日写出了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政策的报告。在一个星期之后，中央就批准了这两份报告，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试办经济特区。
然而经济特区的试办，却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没人敢下结论，而经济特区办起来也是畏手畏脚。邓小平当即决定，赴深圳特区视察。
杨尚昆
1984年春节，邓小平为何要南下到特区视察？最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办特区对不对，还要不要办下去。
从1979年中央支持开办经济特区，到1984年春节前夕，已经有四年时间了。在这四年时间里，深圳按照自身的条件和逻辑，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绩。1983年一年时间里，深圳已经和外资签订了二千五百多个经济协议，成交金额高达18亿美金。相比于1978年，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增长10倍，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建国后30年总投入的20倍。
取得这样可喜的成果，但却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特区却是资本主义，这给特区的发展带来桎梏，很多人在“资”和“社”之间徘徊。
章蕴
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曾向邓小平、胡耀邦连写三封信，强调深圳特区的困难。在第二封信中她写道：
当地干部群众希望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信中呼吁，对制止滥发奖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劳多得”，以致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很显然，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未彻底解决之前，深圳特区虽然发展迅速，但依旧没办法甩开膀子加油干。
最终这封信由胡耀邦转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到信后对此十分关注，当即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蕴发出给邓小平、胡耀邦的第三封信，在信中强调特殊政策实施的效果很好，但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但要循此继进，则困难重重。仲夷、田夫、灵光等同志为此很伤脑筋。问题主要是，一年多来特别是1982年以来，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广东特殊、灵活余地越来越小，步子越来越迈不开。
其问题的核心依旧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983年元旦这天胡耀邦圈阅了这封信，邓小平则更加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议一议。”
再则党内对深圳特区的建设持有异议，有的老干部去特区走一趟回来后痛哭流涕，认为红旗的颜色变了，回到了资本主义了。党内有些人揪着特区建设上的失误不放，在性质上也把调门定得很高，说这是走资派，要将这个问题提升到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上面。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最终让在特区工作的同志们顾虑重重，撒手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只好有一点没一点地推动特区建设工作。此外，党内对特区发展的速度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老同志认为要谨慎一些，强调稳一点，办事情办好再谈下一步。
这让邓小平很是头疼，最终邓小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决定亲自前往特区视察，看一个究竟。
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决定这个年不到北京过了，要去南方看一看。刚到深圳，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办经济特区是我提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话很少，也不说自己的意见，而是去看，去感受，去理解。毕竟这些东西是新兴事物，没有了解过就没有发言权。
梁湘与邓小平
在听完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的汇报之后，他才缓缓地说了句话：“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你们讲的我都记着，我暂时不发表意见，事情太复杂，有些问题还要继续研究。”
1月24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人来到深圳罗湖商业区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从22层楼的高楼俯瞰着整个罗湖城区。在这个新城区中，18层以上的高楼正在建设或者已经建成的就有六十多栋。在整个新城区中到处都是长长的臂膀，为工地的建设添砖加瓦。
此时太阳已经落到了正西边，1月的深圳还是有些寒意，随行人员拿着大衣几次想要给邓小平披上，但都被他拒绝了，眼前的建设情形让邓小平澎湃不已，此时的他心中是火热的。
84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
看完深圳新城区的建设进展后，邓小平对着身边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说道：“我都看清楚了。”后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就经济特区建设问题再次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第一句话是：“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从此时开始，邓小平坚信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是正确的。
参观完新城区的建设后，邓小平一行人参观深圳市容市貌。梁湘告诉邓小平，现在的深圳三五天就可以盖好一层楼。邓小平对这个“消息”很满意，追问道：“这都是国内的技术人员吗？”梁湘对此也很骄傲：“基本上都是，还有是江苏来的。”
在蛇口工业区视察时，工业区董事长袁庚把36岁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邓小平，这位是由群众选举出来的党委副书记。邓小平见乔胜利如此年轻，就把他拉到身边坐下，问什么学校毕业的，掌握了什么能力。
乔胜利
寒暄一番后，邓小平对着大家说：“要鼓励年轻人挑重担，要多干工作。”在视察珠海的时候邓小平也提到了这一点：“年轻人管理工厂好！年轻人办事好！”
1月29日，邓小平在珠海视察，邓小平为经济特区带来的改变非常欣慰，挥笔题下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大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包括深圳。顿时深圳人产生一种失落感，而梁湘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导致很多深圳人认为深圳的发展没能得到邓小平的认可。
深圳是四个第一批经济特区的领头羊，大量具有前瞻性的政策都是从深圳开始的，当时对特区的种种议论也集中在深圳。而邓小平给珠海题词没给深圳题词，是不是背后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但从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状态上来看，邓小平对深圳的发展是满意且出乎意料的，不过这种心情并没有从他的口中说出来而已。
邓小平给珠海题词当天，深圳市市长梁湘就派接待处处长张荣前去办一件事：去珠海请邓小平同志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30日一大早，张荣没来得及吃早饭，匆匆赶往广州，他把深圳人民希望邓小平题词的愿望进行了汇报。
邓小平说，等回北京以后再说吧。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了，深圳人民还在焦急地期待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大年三十当天，人人都准备回家过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着站在一旁的张荣迟迟不肯回家过年，于是想了个招，他对张荣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义军，我们把纸笔准备好，等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邓小平散步归来，看见桌上的纸和笔，连墨都提前给磨好了，便发文：“啥子事嘛？”邓楠把张楠推到邓小平面前：“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看见张荣，邓小平已经知道张楠的目的了，笑了笑说道：“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吗？”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去过年？”邓小平笑了笑：“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于是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有些打趣地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张荣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条子递给了邓小平，条子上写着“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等。
邓小平随手拿起身边的条子，看了一眼，随之放到一边。然后拿起毛笔，在砚里斜着转了两圈，不假思索地写了几个大字：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对落款时间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没有题广州下笔的时间，而是把时间落在了离开深圳的前一天，这也是对深圳人民心里的一个补偿吧。
1984年春节当天，爆竹响彻整个深圳的天空，深圳人民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恭喜发财”，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词了！”对于深圳人民来说，邓小平的题词代表着对深圳这几年发展的肯定，丝毫不亚于新年给深圳人民带来的喜悦。
中山温泉宾馆旧照
深圳一行之后，邓小平下了这样的结论：深圳的路子是对的。1月28日，邓小平一行人抵达中山温泉宾馆，并在这会见了霍英东、马万祺等人，他说：“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没成功，但现在看来路子是走对了。”同时也说，我们现在的施工速度慢得很，像是蜗牛，甚至蛇口因为采用了责任制，建筑速度很快，几天就盖好了一层楼，队伍没增加，就是改了下方法，我们要学习啊，不能再吃大锅饭了。
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召开会议：“现在看来，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放得还不够开，我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再放宽一些。”
邓小平此次南下之旅，其实是奔着“经济特区”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而去，而在视察一番后，这个问题转变为怎么样加快“经济特区”的建设。在没去特区之前，邓小平对于这个大方向是肯定的，但心里始终不踏实，没有底。
而视察经济特区之后，邓小平对这条路深信不疑，这条路没有错，因而在回到北京之后，他在2月24日的谈话中也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92年邓小平南巡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邓公的决策具有极强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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