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历史悠久、宏大壮丽,见证了中国古代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地理变迁是大运河发展的重要背景,它连接了中国南北各地,也成为一种交通动脉。然而,唐朝以后长安成为废都,是由于多重原因的交织。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逐渐西迁,使得长安逐渐失去了其昔日辉煌,而且长安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也在变化中遭受挑战。大运河的重要性减弱、交通方式的转变,也使长安在地理上逐渐丧失了优势,终究成为废都。这一过程也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地理与历史的错综变迁,为我们理解大运河与长安地理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从三皇五帝,历经了几十个的朝代。首都选择对朝代兴衰影响很大,历史上一个盛世王朝选错首都,连皇帝也要挨饿。
作为首都,要有充足的水源,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需要;首都所在地区经济繁荣,交通便利,能满足首都居民和军队等生活需要;具有可防可攻的地理优势。
中国是一个西高东低,多山的国家,首都选择多在中部和东部平原,盆地,下图是历史上的首都分布。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唐国公李渊发动晋阳兵变,次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
唐朝的正式国号是“唐”,原意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南部地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李渊从山西晋阳起兵,占据长安,进而夺得天下。
唐朝兴起于长安,因此定都这里。长安所处关中,四周有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地理非常险要,关中八百里秦川,物产也丰富。
然而随着发展,首都及附近的人口不断增加。唐朝大历九年(公元774年),长安人口约在70-75万之间。此外,围绕首都还有大量军队,民夫,工匠等人口,粮食需求猛增。
另一方面,从春秋时期到唐朝,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春秋时期,森林覆盖率高达53%;汉代森林覆盖率降至42%,唐代营建宫室,森林覆盖率再降至32%。
长安城平常生活用的木材都供应紧张,粮食更是已经难以自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
唐朝用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来运粮。从上图看出,隋唐大运河北起涿州,南通杭州,两端交汇到黄河,在洛阳附近分布着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等众多粮仓。
唐代国家粮仓含嘉仓,位于隋唐洛阳城内,始建于605年(隋大业元年),从唐朝开始大规模存粮、开始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共有圆形仓窖400余个。大窖可储粮1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天宝8年总储粮量约为5833400石。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古代粮仓。
然而,粮食运到长安,却是个大问题。以江南粮食为例,从江南到洛阳一段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但是从洛阳逆黄河而上,要经过三门峡这个险关。
三门峡是黄河最险要的一座山峡,这里地势险峻,水流湍急,两岸石壁陡峭,河中两座石岛把急流分为三股。相传大禹治水,使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将河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三门峡"名称由此而来。
唐太宗时期,政府规模很小,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到了要断顿的地步。
洛阳有粮食,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粮食去。李治厌倦了逃荒,他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武则天将洛阳改称“神都”,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后,唐朝皇帝迁回了长安。唐玄宗也经常到洛阳解决吃饭问题,他决定大力整顿漕运,让长安不再挨饿。经过在漕运技术上的改进,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唐朝皇帝终于可以喘一口了。
唐玄宗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让唐朝的两京都遭受了重大破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内北方藩镇割据,长安城的吃饭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大运河延绵几千里,经常受到沿线的割据军阀威胁。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
唐德宗的时候因为战乱,有一次长安已经缺粮十天了,当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消息传来时,唐德宗竟然感动的对太子高呼:“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唐朝因黄巢起义而灭亡,此后西北进一步凋敝,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黄河水文的恶化,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
而曾经的帝王之都长安从唐以后就成为了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