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历史悠久、宏大壮丽，见证了中国古代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地理变迁是大运河发展的重要背景，它连接了中国南北各地，也成为一种交通动脉。然而，唐朝以后长安成为废都，是由于多重原因的交织。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逐渐西迁，使得长安逐渐失去了其昔日辉煌，而且长安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也在变化中遭受挑战。大运河的重要性减弱、交通方式的转变，也使长安在地理上逐渐丧失了优势，终究成为废都。这一过程也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地理与历史的错综变迁，为我们理解大运河与长安地理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从三皇五帝，历经了几十个的朝代。首都选择对朝代兴衰影响很大，历史上一个盛世王朝选错首都，连皇帝也要挨饿。
作为首都，要有充足的水源，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需要；首都所在地区经济繁荣，交通便利，能满足首都居民和军队等生活需要；具有可防可攻的地理优势。
中国是一个西高东低，多山的国家，首都选择多在中部和东部平原，盆地，下图是历史上的首都分布。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唐国公李渊发动晋阳兵变，次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
唐朝的正式国号是“唐”，原意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南部地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李渊从山西晋阳起兵，占据长安，进而夺得天下。
唐朝兴起于长安，因此定都这里。长安所处关中，四周有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地理非常险要，关中八百里秦川，物产也丰富。
然而随着发展，首都及附近的人口不断增加。唐朝大历九年（公元774年），长安人口约在70-75万之间。此外，围绕首都还有大量军队，民夫，工匠等人口，粮食需求猛增。
另一方面，从春秋时期到唐朝，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春秋时期，森林覆盖率高达53%；汉代森林覆盖率降至42%，唐代营建宫室，森林覆盖率再降至32%。
长安城平常生活用的木材都供应紧张，粮食更是已经难以自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
唐朝用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来运粮。从上图看出，隋唐大运河北起涿州，南通杭州，两端交汇到黄河，在洛阳附近分布着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等众多粮仓。
唐代国家粮仓含嘉仓，位于隋唐洛阳城内，始建于605年（隋大业元年），从唐朝开始大规模存粮、开始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共有圆形仓窖400余个。大窖可储粮1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天宝8年总储粮量约为5833400石。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古代粮仓。
然而，粮食运到长安，却是个大问题。以江南粮食为例，从江南到洛阳一段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但是从洛阳逆黄河而上，要经过三门峡这个险关。
三门峡是黄河最险要的一座山峡，这里地势险峻，水流湍急，两岸石壁陡峭，河中两座石岛把急流分为三股。相传大禹治水，使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将河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三门峡"名称由此而来。
唐太宗时期，政府规模很小，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到了要断顿的地步。
洛阳有粮食，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粮食去。李治厌倦了逃荒，他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武则天将洛阳改称“神都”，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后，唐朝皇帝迁回了长安。唐玄宗也经常到洛阳解决吃饭问题，他决定大力整顿漕运，让长安不再挨饿。经过在漕运技术上的改进，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唐朝皇帝终于可以喘一口了。
唐玄宗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让唐朝的两京都遭受了重大破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内北方藩镇割据，长安城的吃饭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大运河延绵几千里，经常受到沿线的割据军阀威胁。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
唐德宗的时候因为战乱，有一次长安已经缺粮十天了，当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消息传来时，唐德宗竟然感动的对太子高呼：“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唐朝因黄巢起义而灭亡，此后西北进一步凋敝，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黄河水文的恶化，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
而曾经的帝王之都长安从唐以后就成为了废都。
